2020年的开场方式着实有些特别,一场疫情“打”得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而武汉,也由此成为备受世界关注的焦点。
别名“江城”的武汉,向来都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它不仅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更是洋溢着时尚活力的现代化都市。哪怕你从来都不曾去过武汉,但对于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相信你一定早有了解。
在最近热播的《乐队的夏天》第二季中,彭坦带着重组的达达乐队“杀”了回来。“大家好,我们是二十年前来自武汉的乐队”。这样的回忆杀开场,让我们重新想起,其实武汉还是很多乐迷心目中的“朋克之城”。
当彭坦再次唱响那首曾经写给武汉的《南方》,难免让人眼眶湿润。“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听似温暖的《南方》,却勾起很多内心的无奈与心酸,尤其是那些在武汉漂泊过的人们。
纵观华语影史,关于武汉的电影更是不胜枚举。娄烨的《浮城谜事》、王竞的《万箭穿心》、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霍建起的《生活秀》等等。而正是武汉这座充斥着市井气息的城市,给予了导演们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
常年致力于纪录片创作的陈为军导演,也同样跟武汉有着独特的缘分。这次,他在武汉街头发现了这样一个人生故事:从河南农村来武汉讨生活的王天成一家,已然在这座城市漂泊了十四年,靠摆地摊为生;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地摊经济与城市管理发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这便是即将于8月28日上映的、陈为军导演的新作《城市梦》。这部全新出炉的纪录片,以极近生猛的方式探讨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城管”问题。
何为城市梦?背井离乡的人们或许最有体会。离开了资源贫瘠的家乡,远赴拥有更多生存机会的大城市打拼。用一句经典的话说,大城市容不下身体,小城市容不下灵魂。
王天成一家人的出走,更多是为了讨生活。主人公王天成是位70岁的脑中风患者,妻子则身患癌症晚期,儿子又是没有右手的残疾人。而他们在这里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想让孙女萍萍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未来过上更好的人生。
然而,随着全国各地开展文明城市评比,市容市貌与地摊经济之间便激发出重重的矛盾。对于这样一个能力有限的特殊家庭而言,街头摆地摊无疑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但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存在却难免“脏”了街道,影响到市容市貌。而肩负整顿任务的武汉城管,则誓要将“地摊经济”清理干净。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就此展开。
早些年,关于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往往甚嚣尘上,扔东西、砸车,甚至大打出手,这类负面新闻想必大家也都有所耳闻。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城管和地摊商贩就像是“天敌”一般的存在。
而陈为军这部《城市梦》的独到之处正在于,它采用双线拍摄的方式,不仅将镜头对准了看似身为“弱者”的小贩,同时也照顾到了看似身为“强者”的城管视角。在小贩与城管两种视角的反复切换中,我们也得以慢慢拼凑出故事背后的“真相”。
或许,这便是《城市梦》带给我们的思考所在。无论小贩还是城管,他们皆为这部纪录片的重要主角,他们都各自拥有“说话”的权利。至于彼此孰是孰非,以及他们在镜头前究竟流露出多少真实,又潜藏着多少“表演”的成分,相信每一位观众都会最终找到自己的答案。
回溯现实生活,我们难免会对城管的不文明执法心怀痛恨,但当你穿行在因随意摆摊而脏乱不堪的街道上时,或许也会心存反感。当然,我们深知摆地摊的人就是为了生存,但将心比心之下,也会理解城管也有他们的职责所在。看似“天敌”的他们,其实各有各的难处。
纵观这场发生在武汉鲁磨路上的小贩与城管之战,极尽拼耐心、拼道理、拼人性之能事。而陈为军的摄影机则宛如一双眼睛,将我们牵引到风波中心,客观地审视着这场闹剧背后的些许真相,同时也见证着城市社会中的众生相。
影片中,王天成一家借由路边的旧电话亭,扩展出水果摊和生活用品摊,占据了很大一块面积。可以说,王天成就是这条街上的商贩钉子户。而该街道的所有商贩也都标比着他们家,当城管对其他家商贩进行整治罚款时,就会有人说,你先把王天成一家整治了,再来整治我。
这一时间,王天成的摊铺便成了不服城管的典型;若不能“拔除”他们一家,似乎难以服众。于是,城管便集中火力展开攻势。而作为这个家的保护伞,王天成老人也使尽浑身解数。用他儿子的话来说,父亲就像老母鸡一样,张开翅膀守护着孩子们。城管们一批一批地来,最终却都被王天成老人一批一批地给“打”了回去。
陈为军的镜头如此生猛地记录了双方彼此角力的整个过程。碰上来游说的执法人员,老人就统统都骂走;看到有人来丈量占地面积,老人就上去抢走尺子;若是被开了罚单,他拿过来就是一张张撕掉。王天成始终用自己的“狠”办法,保护着这个家庭的基本生存。
而城管这边,则就此成立了专案小组,甚至开大会讨论,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他们开始上演无间道戏码,找专员偷偷记录王天成一家的日常成交流水,分析他们家的收入情况。他们还每天换人前来游说、拍照、录像。可见,陈为军镜头前的城管形象,彰显出一种与我们以往印象中完全不同的样貌。正如制片人所言,或许这正是武汉城管试图打破固有偏见的方式。
而老人王天成则永远冲在前面,总是一副“动我摊位,就是毁我人生”的架势,与“敌人”展开斡旋。他运用“敌动我也动”的战术,撒泼、哭喊、动手,不允许城管执法人员靠近半步;甚至发出了“我要活,我要生存权,我要治病”的深切呐喊。
你说老人“倚老卖老”,但他确实是生活不易;你说城管不近人情,但这恰恰是他们的职责。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最终让双方都筋疲力尽,也终于迎来影片中最令人印象至深的“高潮戏”:城管组织了数十名人员,手持警棍和盾牌,将接近崩溃的王天成团团围住。
看到这一幕,相信很多观众的心都会被揪住。而这正是陈为军心目中的纪录片价值所在,也是他常年关注小人物如何在社会浪潮中得以生存的创作直觉。他以最真实、最直击的方式正视着这场似乎难以解决的冲突,并对冲突背后的“真相”孜孜以求。镜头中的那一刻,或许老人的张力变得更足了,又或许城管的气焰下降了几分,但唯独镜头下的困境却没有办法隐藏。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化解这场闹剧吗?在这场命运交织的“城市梦”中,有人寻求活路,有人苦于管理,有人耽于未来,他们的愿景其实都是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依然能够和谐共进。而大城市的兼容并包,也有幸在影片中得以展现。王天成一家最终搬进了一个正规的贩售点,武汉也终于成功拿到了“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
梦境分好梦,也分噩梦;生活有好事,也有坏事。影片《城市梦》所记录的,正是一场有好有坏的梦;而发生在城市里的事,同样有好有坏,正如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人生。
回看《城市梦》这个片名,我们或许才会恍然。这场“梦”所记录的,已然不仅仅只是王天成这样的外乡人的融入与挣扎,同时也是城市管理者在面对“疑难杂症”时的权衡利弊。而他们共同的信念,都是为了更好地守护这个“梦”。
陈为军导演作为这场“梦”的见证者,则以冷静客观的镜头,让我们更加体悟到了“城市梦”之于这个时代的深层意义。倘若你曾看过陈为军导演以前的纪录片,相信你一定不会对此感到陌生。他总是用自己独特的眼光,记录着这个世界的反面,同时又努力守护着希望。
比如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讲述小学生班级选举的《请为我投票》,比如同样拍摄于湖北的关注教育问题的《出路》,再比如记录新生命诞生残酷现场的《生门》等等,都是记录着平凡人的不平凡的生活。而今年这部新作《城市梦》,也依然致力于将真实残酷的生活点滴记录在“案”,同时又为未来留下一线光亮。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老人王天成用余生所有的力量,为他们这个家撑起一片天,为的就是能让孙女有更好的未来。你说他无赖,你说他为老不尊,但他的内心又有谁能真的看到呢?如果没有陈为军导演的这部纪录片,或许老人对抗“世界”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只可能淹没于一群键盘侠们无情的口水;但记录的力量正在于,他让生命有了尊严的火光。
回望这场沸沸扬扬的“闹剧”,或许最能让人感受到希望所在的就是王天成的孙女萍萍。她乐观好学,成绩优异,也是老人内心深处真正的精神支柱。每当说起孙女的时候,老人的眼睛都会放光。而孙女的笑,也是这部纪录片里最美的瞬间;她让我们相信,这一场城市的梦终究会有最好的归宿,而萍萍也一定会最终美梦成真。
作者| 皮皮丘;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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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往往比戏剧更精彩,《城市梦》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这可能是我今年看到的最好笑的喜剧片,还是笑中带泪的那种。
观影过程中,影院内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观众们的笑点大都集中在70多岁的王爹爹王天成身上。
故事发生在2014年,老家河南的他来武汉十四年了,为了养活一家子老弱病残,他以政府照顾残疾人给他经营的一个街边报刊亭为据点,一点点地将“家族生意”扩张成了集水果摊、服装摊、零碎日用品小摊为一体的,长6米、宽四米的占道经营托拉斯。
故事的所有矛盾冲突,就围绕着王家要保卫小摊来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和城管要清理违章占道经营的无照商贩的矛盾来展开。
王爹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与城管斗智斗勇。
他嬉笑怒骂、出口成章的风采让多少读书人都自愧不如,我反复思考如果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哪个老戏骨能演出他的感觉,竟然无果。
也许黄渤再过20年能演出他身上那股劲儿来。
受过教育的他说话中气十足,片中又一次和城管冲突之后,转身就拆开几个水果箱,铺在车辆川流不息的马路中间开始写他的状子,“我控诉!”
他自有一套严密的行为逻辑和处世哲学,喊出的口号和模仿斯大林叼烟斗的样子带着浓重的那个年代的气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看来是深受毛时代的影响,而认为“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这种想法,又显然继承了自古以来的民间传统思想。
所以他时而对着城管队长下跪求情,时而背诵宪法捍卫自己经营的合法性,时而撒泼追打城管队员、对他们吐口水……
时而又躺倒在地控诉城管欺负他们一家子:“他们城管欺负我是个脑梗,我老伴儿是个癌症,我儿子是个残疾!我儿子为改革开放没了右手!”
就像有钱人无论东西方的神佛都一样拜,王爹爹那套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价值观念也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至上,你很难说他信仰什么,你能肯定的,是他善于审时度势,灵活运用着他在长久的底层生活中,锻炼出的独特的生活智慧。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王爹爹是个天生的演员——他天生知道怎么去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无论是鲁磨路上的路人,还是影院里的观众,都被他的活力给震住了。
看过陈为军导演上一部作品《生门》的观众,应该都对那种冷峻、真实到让女性感到恐惧的风格记忆犹新,所以冷不丁看到《城市梦》这种带点底层生活喜剧的风格,还挺令人感到意外的。
不变的,是陈为军导演镜头下那些发生在武汉的人和事,都是典型的中国故事。
他们虽然说着不同的方言,但让人感到非常熟悉,他们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看到的、却往往没有真的去“看”的那些人。
观影之前看到剧情简介,脑补出的“钉子户”和“城管”的对抗,自然是脸谱化,非黑即白的。
纪录片的妙处就在于此,它告诉你,真实的生活,往往比你想象中更复杂。没有所谓的好人坏人,更没有非黑即白的对与错,有的只是广阔而模糊的灰色地带。
陈为军导演在影片开场之前的VCR里就说,他不想对影片中的人物做任何评价,他想说的一切,都用客观中立的镜头记录下来了,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三观,做出只属于自己的判断。
真实的生活,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王爹爹一家,保护水果摊的时候像是不折不扣的刁民,回到家一家几口在漆黑油腻的出租房里吃饭、询问孙女王展萍学习成绩的时候,王爹爹颤颤巍巍地端着熬好的中药送去给老伴儿喝的时候,观众又会发现,他们只是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他们舍得吃苦,愿意为了自己的“城市梦”自食其力,就像大城市里每一个在打拼的人一样。
儿子说起父亲的“不讲理”,无奈着带着一点点骄傲:“我父亲就像老母鸡一样,张开羽翼把我们一大家子人护在身下,我们就像是被老母鸡护着的小鸡,如果没有他,我们这十四年早就在武汉过不下去了,早就被鹰叼走了。”
而印象中强势蛮横的城管们,在气势十足的王爹爹面前,反倒像是十足的弱势群体,他们不止一个人被王爹爹打骂过,衣服被扯开了、胸脯上都是抓痕,他们从不反抗,“他(王爹爹)就是激我们动手,我们一动手就完了”。
所以片中出现了非常滑稽的一幕,城管们斗智斗勇好不容易偷偷地给王家的违章建筑测量了面积,“卧底”盯梢的队员发现王爹爹气冲冲地骑车走了,赶忙通知队里,队里留守的队员吓得跑去关大门,然后进入一级警备状态:“王爹爹可能要来啦!”
双方强弱颠倒,好一出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戏。
而《城市梦》这个片名,在双方的斗争中方显露出真意。
王家的“城市梦”是想要在这个大城市扎下根来,让家里的第三代好好上学成为城里人,王爹爹对着镜头说:“你别看我好像和城管闹的很不愉快似的,其实我特别喜欢武汉,我死都想死在武汉,不回去了。”
城管的“城市梦”,也是武汉的“城市梦”,近的是要争取“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让街道这些硬件设施整洁卫生,井井有条,而远的是要让更多像王家这样的外乡人,在武汉站住脚跟,实现他们的城市梦,这才是城市发展的软件。
而文明执法,也就成为了武汉想要实现“城市梦”所必须要做到的软件。
正是因为这点要求,城管手握权力,却更不能滥用。
城管执法队员李忠于大概是镜头里挨王老爷子打最多的人,他无奈地背对镜头说:“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城市梦》不是国家机器与平民百姓的对垒,更像是两类“弱者”在碰撞中研究如何共存的哲学,怎么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以前常说,底层社会是个互害性的社会,任何稍微有点权力或者力量的人,都把刀挥向更弱者。
一开始王家和城管的激烈冲突,也来自于双方互相的不信任和不了解,王爹爹觉得城管是因为没有收到“保护费”所以故意为难他们,城管是认为王家无证经营连房租成本都没有,应该每月收入颇丰,一直不舍得搬就是在“扮猪吃老虎”,用弱势群体的身份当挡箭牌。
城管队员们最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帮王家找好了新的地点帮他们摆摊,他们就是不同意呢?他们难道不知道占道的违章建筑总有一天是要被拆除的吗?
王爹爹头一梗,执拗地说:“我们穷人想不了那么长远的事,我们过一天算一天。”
王爹爹拒绝城管给他们提出的一切建议,一来是因为他对公职人员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和怀疑论在作祟,二来是典型的穷人心态。
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迪弗洛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中提到,“穷人常常拒绝我们为其想出的完美计划,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计划会有什么效果。”
书中的很多理论,在王家人身上都得到了印证,例如穷人往往会拒绝为预防性的药物付钱,往往会拖到病症加重,才花更多的钱去治病,王天成和老伴儿的病,都是拖延造成的。
还有穷人会更加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其生活产生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王爹爹坚决不肯搬,是因为他未经考证就认为其他地方都不如他现在占据的位置好,就算别的位置好,也需要花上半年时间去培养老客户,他不想未来如何,只考虑可能会有半年时间收入减少。
他们的行为常常反映出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值得做出的改变都要花很长时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关注当前,而且拒绝改变。
但是王家的第二代想法已经有所不同,23岁就在工厂里因为冲压机失去一只右手的儿子王兆阳和儿媳,都意识到武汉要发展,他们是不可能不改变的。
话少的儿媳主意却很坚定:“如果我们真的摆不了摊了,我去广东打工也是一样的,我们萍萍以后一定要留在城市里生活,不要回老家去了。”
他们开始更多地考虑未来,计划中的未来,女儿要争取考个好大学,然后找个门当户对踏实肯干的小伙儿结婚,“我们不想高攀有钱人,比我们有钱太多的女儿结婚了也不自在不幸福。”
城管队长年纪和王兆阳相仿,家里也有个女儿,谈到共同的话题,双方终于心平气和起来,双方的城市梦,终于有了交汇的方向。
在我看来,片中最后那个光明的尾巴,与其说是公权力的大获全胜,不如说是人性的胜利,脱下双方的社会属性,我们都是普通的、渴望美好生活的一个一个人,回到人的身份,我们才有了互相理解和体谅的可能。
只有所有人把人当人看,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真正的城市梦,才会有实现的可能。
全篇以从河南去到武汉生存的王天成王爹爹一家在武汉摆摊生活的转变态度为线索进行叙事,讲述摆摊的贫困群众与城管两方的持续斗争。武汉为创建文明城市,要对街道两边的无证经营摊位进行整改和拆除,占领报亭的王爹爹一家的两个摊位成为一条道路上的钉子户,让城管费劲脑力整治。 起初是站在王爹爹的视角,向观众展示受害者的情况:家庭贫困、几位成员都患有程度不一的疾病,有癌症与残疾、其孙女正在读初中二年级。转换至城管视角,展现出城管为整治该钉子户做出的工作与努力,与王爹爹一家斗智斗勇,各种手段都用尽。随着讲述视角的多元展现能发现王爹爹有些蛮不讲理,懂法但是不遵守法,可能是有镜头的跟踪拍摄,王爹爹几乎全程表现得都比较激动,尤其是与几位城管支队负责人的交涉中。王爹爹的儿子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不仅仅是单纯外出打工的农民,性格上与父亲有所不同,不偏执肯听劝。王爹爹的妻子与儿媳都比较通情理,最终他们一家与城管和解完成摊位的转变与两位女性有很大的关系。其中的几位城管也都尽心尽力在帮王爹爹一家解决问题,不断的谈话交流,市长也出动与他们交涉,最终帮助他们一家寻求到合适的摊位,帮助他们在武汉继续生活。 城管有这样一句表达:“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一边是生活巨大开支的需要,一边是城市改造的急迫,在这个避免不了的矛盾与冲突中让我们感受到双方的不易。这个故事的最后是圆满的结局,希望曾经所有满足我们蓬勃的“城市梦”而被迫改变地摊生计方向的人们也都有他们自己的happy ending。
一部写实的,具有现实意义法制教育纪录片,也是第一步展现城管执法与在大城市艰难生活的弱势群体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拍摄好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站在水果小贩或者是执法者的视角去看问题,而是站在了第三视角,以一个公正客观又有怜悯同情的双重视角去看待的。相信每一位看过纪录片的人都会有所反思。 首先站在城市规范治理的角度看,为了市容市貌,让整个城市变得更加和谐有序,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根据城市管理的法制法规去对小商贩的不合理行为做出约束,这是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的工作。肯定了他们工作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想谈的是在执法的过程中,我们执法人员应该如何处理好与商贩的关系,这个可能是每个城管人最应该注重的问题。法制虽然是坚硬的,但是执法的对象确是活生生的人,就像执法人员在纪录片中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一定要讲究策略,要处理好问题。简单的暴力执法同样也能快准狠的解决,但是这样的执法会让群众信服嘛,造成的社会舆论会怎么评价城管群体呢?法律还具备公信力吗?破解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一刀切,以解决好问题为导向,而不是生搬法律法规,仅仅以处理问题为目标。
...待续
初听《城市梦》,是影片来成都做宣传,邀请了当地城管部门和市民一同观看。
看着海报,觉得比较乡土气,带着一点偏见预判风格可能比较尴尬。
但是看过的朋友说,出乎意料的不错,有看头。当时拍片较少, 一来二去也没得看。
最后在每周的公益电影播放中,等到该片,确实值得一看。
感叹于王老爹的韧劲与“好斗”,城管的斗智斗勇。违法事实如何认定,必须准确测量摊位面积,在这个较量中,双方的来回博弈,剪辑得很有节奏。
片尾大家应该都松了口气,王老爹一家留在了武汉。为武汉点赞。
《城市梦》讲述的是关于占路摆摊的王爹爹一家的武汉梦。
他们从河南农村出来。十四年来在武汉街头摆摊做生意,可城管面临创建文明城市的压力,不得不要把他们的清理出去。导演把王爹爹和城管互相斗智斗勇的过程全程记录了下来,即有摆摊摊主的生活不易,也有城管队员的工作压力,让我作为吃瓜群众,似乎也无法用绝对的对与错去评判任何一方。
如今这个时间再来看关于武汉的故事,作为观众,心中也多了一丝情绪。度过了如此特别的时期,当下的我们再一次坐在电影院里,往日的生活看似恢复如常,只是一切都回不去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再一样了。
关于城市梦,王爹爹一家五口人,各自都有各自的理解。
王爹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看似身体很硬朗,每天摆摊卖各种日用杂货和衣服,实则也是重病缠身,不仅每天自己要吃药,还要给老伴熬中药。王爹爹算的上是城管眼里这个“钉子户”的大boss,最难劝说,甚至他一到城管队的办公室,里面的工作人员也是能躲就躲。每次城管试图沟通,王爹爹的拗劲就上来,撒泼,骂人,甚至和城管动手,在马路上引得众人围观,自己一条命随时能豁得出去。
有时看上去蛮不讲理,但是似乎又像是他自己世界观里自成逻辑的体系。在和儿子聊天时,他还会很认真的谈起生意经——熟客至少要一年才会养熟。这也是为什么他拒绝城管帮他换一个地点摆摊。
关于王爹爹的过去,他很少讲起,他的无理取闹也好,他的故步自封也好,一定与他曾在武汉这个大城市里经历过的风雨有关。儿子断手残疾,妻子癌症余生不多,一个人作为家长,不得不为众人遮风挡雨。故事的最后,他答应城管的条件,但坚持说,我是强者不是失败者。
王爹爹的妻子,在片中关于她单独的介绍不多。从王爹爹的口中,她患有癌症,医生说她只有三年的余生,已经活了五年。她与王爹爹的性格十分相反,很少会大喊大叫,情绪平和,她只期待一家人好好生活。想来和王爹爹,已经是经历过大半生的老夫老妻。皮肤晒的黑黑的,步履蹒跚的背影,写尽过往平凡却不普通的故事。
而王爹爹的儿子王兆阳,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在工厂做工右手被压碎,就此成为残疾,甚至连正经的赔偿都要不到。
他的性格与父亲不同,带着三分倔强,但也有七分通情达理,因为女孩读书的事受到城管队的照顾,甚是感激,也愿意接受城管帮助的安排,但是在父亲面前,他又没有什么勇气开口。
他每天睡在自己摆水果摊的车子里,赚钱是为了给女儿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他在父亲的面前是儿子,但在自己女儿的面前,也要做个能遮风挡雨的父亲。就算只有一只手,吃饭写字甚至打电话都很是熟练,日常生活基本不会打扰别人,他对于受伤的过程轻描淡写,但是身处壮年,天降横祸,他也曾怨过生活的不公平吧。
他的妻子是在他受伤之后与他结婚的,婚前的天降横祸,没有让妻子对二人的感情选择退缩,夸赞自己丈夫待自己很好,也不图他什么,对自己好就够了。十几年前从河南带着孩子一起到武汉打拼,一家人一日三餐四季的幸福就已经足够。她说不想回到农村,哪怕重新出去打工求职也要在城市里留下来。
王爹爹的孙女,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父母从河南农村抱着去到了武汉。从小在武汉读幼儿园,小学,初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他的父亲,言语间常说学校里外地小孩和本地小孩的差别待遇,口气很是不爽。小姑娘与许多青春期的女孩并无不同,想要爸爸买手机给她,因为别人都有。也不愿意妈妈总拿自己的成绩和别人比较,但是当妈妈问起她回老家读书的时候,她的态度却坚决起来,哪怕自己一个人留在武汉,她也不要回去。
一家三代,背井离乡,吃了许多的苦,遭遇排挤遭遇驱赶,但是唯一的坚持,就是不要回去,要在这里留下来。
回到乡下,破败的旧屋会漏水,想要生活下去只能种地,看天吃饭。似乎一切的人生都从古至今有了固定的计划,一日日一年年,都少了些搏一搏单车换摩托的机会。
而繁华都市,似乎每一个转角都有希望,只要捕捉住那一点点希望的星光,从此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们在北上广生活的人,尽管出入写字楼,穿着体面甚至待在空调房里享受每天有咖啡喝的日子,下班回到租下的小房间里疲惫不已。但是在和父母打电话的时候,也都曾说过一样的话,不会回去,回去又能做什么。
城市的魅力,不是四通八达的公交线路和三十多层的写字楼,不是24小时随处可以吃到食物的店铺,而是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代表着自己对于人生的主导权,带着一种努力下去,就可以走进自己希望的世界里的通道。
也许所谓城市梦,就是我们想要在自己喜欢的地方,不顾一切的活下去。
趁还能在影院里看到,去看吧。题材太独特了,能拍出来并拿到龙标是奇迹。
诙谐与闹剧贯穿全片,看预告片的时候只想着这是一部反映中国城市内摊贩与城管之间拉扯的现实纪录片,但随着影片的深入我们发现真正的含义是在讲家乡与城市,过去与未来的关系。王大爷和儿子留在哪里都无所谓,但是王家的下一代,王大爷的孙女早已没有可能回到河南农村老家。孙女从小在武汉城里长大读书,未来也会在城里上大学找工作,所以为了孙女将来的教育与人生,一家人即使是睡大街也必须留在武汉。与其说是王大爷在水果摊与城管抗争,不如想想说是一个老人为了下一代的生活和现实做斗争。
题材太容易让人怀有错误期待,这部片对反映城管现象本身毫无意义;反倒是老爷子充满时代特征的性情与所谓秩序权利的抗衡非常真实,那代人身上特有的,看起来匪夷所思的执拗与单纯,太熟悉了。
城管和小商贩这种“城市牛皮癣”的历史纠缠也是积重难返,一方面城市发展需要治理,一方面底层生活所迫,“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两边都觉得各自占情理,弱者的“有理”最终竟也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出路)。底层何苦为难底层?但说来底层又何想为难底层?当然,这里面经过多少修饰,或者经允许才展现出来的就不得而知了,毕竟龙标在前。说到底,底层还是谈不上尊严,还是为了改变阶层。8.0
地摊斯大林
近两年看到的关于中国最好的纪录片,把中国的复杂讲得透彻。没有蜻蜓点水,没有面面俱到,没有迎合美国人对中国纪录片的口味
看起来是小贩抗争史,背后是近数十年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填补城市基础生活岗位,以工作换取在城市落脚机会的变迁。对于这些远离土地、进入现代化城市的底层群体来说,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和家之间形成了一体化和绑定的关系。失去糊口的工作,不仅意味着失去了家,更意味着失去了他们对于城市的价值,接踵而来的就是城市的驱逐。在这样的走投无路下,王天成的捍卫就有了三位一体的意义,捍卫小摊=捍卫资产=捍卫家庭,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城市梦》早就已经走出了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矛盾,提醒着我们赶快从阶层流动之梦里清醒过来,更反思了如火如荼的城市现代化。
核心价值观会背诵么。
王爹爹其实很聪明,如果他年轻的时候有更多机会,他还会在70岁用赖的方式讨生活吗?
武汉市城管文明执法宣传片(不是,当然明白是为了过审,但也不失为一种视角。在点映场遇到包场的洪山区城管和武汉电视台,片中的胡队长好像就坐在我前面,影片结束后接受采访述说感受,这又是我今年遇到的魔幻现实。
作为武汉人,工作在光谷,看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百感交集,今天光顾了王爹爹的水果摊,默默买了点水果,愿你们一家人日子越过越好。
首先,这种影片能上映也算是一种进步吧,虽然说有宣传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也算是一种发声。更多的人,更多的商贩,在城市管理面前,确实是弱者,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谁愿意风餐露宿的摆地摊,更多的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城市的执法者和管理者,应该更好的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而不是一味的取缔。前几个月的地摊经济,难道当政者一句话,地摊就合法了么?关键还在于法律怎么合理规定,并宣传执行到位,而不是一句空洞的“法律规定”。来自河南镇平的王天成一家,离我家很近,不到20公里,作为老乡,每个人分到的田非常有限,如果不出去打工,或者像片中摆摊做个小生意,根本难以为继,更别说供养子女上学。城市管理者觉得工作难,可更难的为了生存的劳苦大众。
看陈为军现在的身体状况,这一部可能真的是他最后的作品了。然而他的名字却依然无法吸引观众进到电影院看一部纪录片,中国纪录片的境况实在是太难了。《城市梦》这个名字乍一看和电影主内容并不相符,但真正让小贩们坚持着的,正是这三个字,不为自己,为的是后代。导演能够找到这样一个有代表性,并且有十足性格张力的家庭太了不起了,也是这个主角让纪录片多了一份喜感中的悲情。
为结局加一星,“不是要感动,是要服从管理。”
作为纪录片,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很真实的双方记录,让观众自行评判,爷爷真的太搞笑了,其实无论是执行的城管,还是老爷爷到头来都是一句话的受害者,“文明城市”这些年耽误多少人。害!
粗砺,或许才是中国的真相。#书本放映# 包场放映,无锡唯一场次。现场发言的是一名真实城管,或许他们正如影院中闪现的光亮,守护着城市。陈为军告别之作,即使在执法宣传的外壳下,导演也总能另辟蹊径,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时代洪流现代化进程中,迷失奔走的总是这些小人物,传统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冲突,谁对谁错,城管和小贩,其实都为底层。三言两语,互相理解。希望导演身体早日康复!
拍得很不错,虽然是纪录片,但不缺戏剧性,武汉的街头充满戏剧性。这家人的生活难不难,大家心里自有衡量。片中的男城管还行,但出镜的女城管的逻辑和话语十分讨厌。他们一家人卖水果就算月赚两万,是几个劳动力是怎样的处境换来的?她坐在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喝喝茶赚多少能公布下吗?至于她去核算水果摊进货成本的方式真可笑。卖过水果的人都知道很大一部分成本来自于损耗,有些水果两天卖不出去就成企低货。
还有什么比被一群武汉城管团团围住看《城市梦》更有意思的事情呢。
之前关于《八佰》屁股问题的讨论,其实放在这部纪录片上才合适。不过,陈为军在主旋律的外衣和“保护”下已经做得很好了。选择的人物尤其好,爷爷一代是执拗抵抗,父亲一代是选择性妥协,孩子一辈已经是不自觉地要拥抱城市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底层人的寄生空间不断被压缩,其根基早已被杂草荒树掩盖。真是荒诞且悲凉。
【凹凸镜放映】武汉城管VS水果摊钉子户。题材就足够吸睛,也确实值得记录。龙标版或许剪掉了锋利尖锐的棱角,好在框架仍得以保留,也仍有惊人犀利之处。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中队的矛盾与抗争过程就是个人VS集体、人情VS制度的缩影,充满了“中国式斗争智慧”。两方个体都在底层,都有作为人的感情,可以和解、共情、感动。然而高屋建瓴的领导一针见血、冷血无情地点破一切:上层需要的只是服从,其他皆为手段。正如再如何抗争,疫情来袭,覆巢之下无人幸免。不喜喜剧色彩的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