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

补于2020.3.22

2011年写文章的我，观念和意识不甚成熟，所以在文笔上故弄玄虚、观点上投机取巧的痕迹显而易见，然而我至今还留着这篇文章的原因，除了它是我点击量最高的文章之外，最重要的，是因为到现在还陆陆续续出现的评论，真实展现了当下人们对于某些事物的态度。

不得不说，这篇小小的文章，确实炸出了不少极端分子和无知之人，同样也有很多自恃“身经百战见的多了”的人出现在评论里，能客观正确看待历史和ZZ的人寥寥无几，如果谁还有幸能看到这篇文章，请对此文的观点持保留态度的同时，看看下面的评论有没有你的好友，如果有的话，请看看TA发表的是怎样的评论，如果评论过于粉5，那么你就可以做出相应的选择了，爱果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打着爱果主义旗号在网上骂街的人，似乎连流氓都不如的，不知道诸君作何感想，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不允许这种人渣的存在。

最后，真诚的希望大家能理性，正确的看待历史与ZZ，拥有独立意识与思考能力，虽然这个能力在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卵用，但至少有一个好，那就是能让你的生活远离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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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被审之原因，实令人费解，无外乎剧中不利于官方编年史之元素，这不禁使人想起一段描写人贫富之言：富人行事以真面目示人，穷人则遮遮掩掩，生怕别人看到自己之短处。想我天下聚富数载，至今居然亦仍容不下一纸评论，不论于李鸿章云云，亦于袁世凯云云，其真面目竟甘愿掩埋于社会科学院之资料堆不愿示以众人，而主流宣传告之则仍以卖国贼、窃国大盗等极端评价示人，欺人欺史何等无良？倘若今日我们仍以谁为好人，谁为坏人来看待历史，历史之研究于世人又有何用？

自古便有无知之众，俱以辱骂先人为乐。李鸿章，卖国贼；汪精卫，卖国贼；袁世凯，卖国贼；慈禧，卖国贼；……卖国贼。仿佛全世界只有这时代之大众为好人，只有他们最爱国，他们可以通过辱骂以示自我为国家之忠良，并以此昭示世人，仿佛暗示，如果大家谁不跟着他这么说，谁就是和上述这些人一类，俱是国家的败类。

若论这些为败类之古人，我却不得不承认，我实不如这些败类，我不及卖国贼万分之一。倘本人于一八九四年，并在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甲午海战后，赴马关与日人和谈，以我之性智，会割掉更多之领土，赔掉更多之银两；倘若我接管小站，再多给我五十年这里依旧是乱军摊子，何谈北洋新军；倘若庚子年由我去与八国和谈，那一定是落个国家四分五裂，亡国灭种；若我为叶赫那拉，科举之废与不废，直至天朝皇帝之退位亦寡断不决。为人论事要凭真心，立史立传更凭一良心。试问于官方编年史中、于人教历史书中、于网络和大街中破口大骂“汉奸卖国贼”之众后生，尔等若为当时之事，能为几何？

国人知有中山先生，却不知他为何为国人所知；国人知有三民主义，亦不知其来龙去脉。史书无信，言之则辱之，生怕众人念及其优而为祸，民国法学家张之本先生深敬之“五权宪法”，却为孙先生之理论，后人竟无从查知。剧中以孙文最后阐释结尾，却遭禁锢，旧日已去，来日方长，吾民大愚亦不至于此，何以不愿示之？孔门有力，传诸三千年之礼乐教化深入人心，人人皆以教化为媒体之义务，又皆以教化为育儿之目的，然人人却不知所教为何物，所化为何因果。审禁之物盖俱为侵乱之源乎？放宽之物亦俱为教化之物？平心论之，何人愿以一言而揭竿，又何人因一视听而厌弃现世，革新求古？众人不为狗彘，却为教化者以牲畜相待，牲畜者，思想之空白，行行之可悲。

今世之无奈在于，现代之后无人拥有往日之热情，往日之乱世实美妙以众人之心灵，为一事而奔波，为一国而求索。今日则不可为其万一，人人皆有私利，人人疲于饭食、茅屋，心皆为时所累，无从寻往日之热情。然一剧一目以窥历史之真面，禁之亦何等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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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谈谈这部剧的优点

第二部分:这部剧的经典台词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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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谈谈这部剧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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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剧贯穿始终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体制问题”的思考、实践和教训，以四大主角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的经历反映了不同体制的优缺点，尤其是专制与民主的对比（至于君主与共和的对比，其实并不重要，康有为的坚持君主是遗老情怀，孙中山的坚持共和是革命立场，仅此而已。重要的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这个进步。其实民主国家，可以有君主也可以没有）。众所周知，专制的优点在于高效率，而缺点在于难以限制统治者的愚蠢（如慈禧对日本的无知）和邪恶（如袁世凯对政敌的暗杀），这时民主的优点“受到制约的权力”就体现出来了。

但对权力进行制约的代价就是低效率，这在剧中的体现，在李鸿章受到翁同龢的掣肘情节表现得最为明显。看剧的人，没有不心疼李鸿章、痛恨翁同龢的，因为后者是那种典型的“啥也不干又挑三拣四”的队友，你让他干点什么（比如去日本谈判），他是决然不去的，但是你亲自去做，他又在后面挖你墙角（骂你是汉奸），对这种人，我们一般会痛骂“小人”“嘴炮党”“键盘侠”。《大明王朝1566》里，小阁老曾愤怒地咆哮“为什么谁做的事情越多，受的委屈就越大”，这话与“你行你上”的逻辑非常类似。

走向共和里的部分情节确实是虚构的，也存在拔高慈禧和李鸿章的嫌疑，但基本的人物关系和历史还是有依据的。很多人看不惯，无非其中不少人物展现出来的形象，跟以前历史教科书里的有些对不上罢了，教科书固然重要，但是教科书又何尝不是一种统治阶级的工具，如果我们换位思考，就能理解这部剧编剧和导演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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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这部剧的经典台词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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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们很着急。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我知道。我啊，我急的不是这个，这些日子我想的很多，我们本来是共和国，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专制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嘛。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

　　民国应该是自由之国！自由是民众天赋的权利！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权力小的自由。民众，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民国应该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民国六年来，我们又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民众对当权者恐惧的爱，而当权者对民众，只有囗头上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啊。

　　民国更应该是法制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地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你不服从，我就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随意蹂躏的妓丄丿女！

　　那行政是什么呢？行政应该说是大总统及其一整套文官制度。应该是服务于国民，行共和之政。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这个家天下的行政中，我们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更看不到监督之制。那些行政官员，是如何花掉民众的血汗钱，民众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员把多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你们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你们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这个裁判的原则是什么？是一部主丄丿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么一部宪法嘛！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

　　有人说，不不不，不是一个人，是有一些人说，共和他只是一个称号而已，你孙大炮说的这些大虚幻、太遥远，不符合国情，它就像一个气球，啊，看着很美丽，可一飞上天啊，卟破灭了，我想请问你，难道我们不要共和了吗？难道共和真错了吗？如果不要共和，我们有的就永远是专制，如果我们不要共和，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如果共和是错的，那自由就是错的，如果共和是错的，那平等就是错的，如果共和是错的，那博爱就是错的吗？我们追求的共和没有错，当然它还不完善，所以我们要一点一滴的去完善它，哪怕为此要付出代价呢！

　　哦！对了，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吧，连裁缝都说是很奇怪的。但是我要说这是，这是为了完善共和，你们还觉得奇怪是吗？我要说，这就是共和，这就是共和的衣服。这边，我设计了三颗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爱。这边也有三颗扣子∶民族、民权、民生。

　　那宪法呢？呵呵呵，我说的不是三权宪法。我发明了个新词，叫五权宪法。这里装的是立法权，这儿装的是行政权，这儿装的是司法权，这三权你们都很熟悉，叫间接民权。

　我情有独锺的是直接民权。要让普通的民众都有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力！一个是考试权，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考试的传统，后来把科举废除了，当然这对后来大兴新学有好处，可当官就不再考试了，这不好，这就像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一样啊，民国六年来，在行政上用的是什么人啊，都是袁世凯他北洋的人，至今还如此。所以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民众。今后，凡行政用人，一定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

　　还有一个是弹劾权。没地儿装了，不急，不急，装在这儿，弹劾权！为什么要把弹劾权藏在里面呢？因为它是民众的杀手锏，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杀出来，弹劾你。

　　所以你要战战兢兢的当官，老老实实的为民做事，我想这回有人，更要说我孙文是个疯子，吃饭穿衣都说共和，你孙大炮还会什么？他说的对。我只知道共和这两个字，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两个字，共和。

　　我们有许多志士同仁，为了共和连生命都献出了，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

　　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它一定会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中国近代史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历史，因其既打破了中国“独尊儒术”以来的种种僵尸般的压抑秩序，又没有走到后来日寇入侵山河破碎的时代。只是可惜，尽管那个年代有许多仁人志士充满爱国救国情怀，要推动这个几千年的封建国家走向共和，却由于这个暮气沉沉的国度自身的积习弊端以及种种偶然必然的缘故，最终还是与“共和”擦身而过——像中年人回忆起年少时错过的姻缘一样，我们现在回望这段历史也是充满叹息。 我一直认为这部电视剧是中国大陆最好的电视剧，其对历史的深入探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对台词的拿捏、情景的调度，无不是上佳水平，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个历史剧并不因为官方观点之好恶而隐其曲直，如慈禧、李鸿章、袁世凯、杨度等官方历史观点中的反面人物，毕竟也有其过人之处，如孙文、张謇、康有为等官方历史观点中的英雄们，则毕竟都非完人。 要把一个五十多集的历史剧在一篇文章里说出个所以然来，是不现实的。既然前面提到中国最终还是与“共和”遗憾地错过，那就还是说这个错过吧。我想，除去一些偶然因素之外，实际上是由于几个内容的缺失，造成了这个老迈的国度最终并未走入共和迎接春天。 一、观念之缺失。 当年为挽救深陷危机的中国，朝野各路精英纷纷为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开出药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展“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图谋“维新变法”，孙文、黄兴等人则热衷“共和革命”。对于满清统治者来说，除了最后一种彻底颠覆其统治的选项之外，对于前面两种“药方”还是仔细考虑甚至一度心向往之的。为此，慈禧对于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在北洋的改革建设还是支持的，甚至对康梁“维新”也一度默许，“洋务”、“维新”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了朝政市井的“流行词”。 然而，即便这些流行词普及程度再宽广，如果没有相应观念的深入人心，“共和”大业终究是无法实质推进。如电视剧中，曾国藩等人虽掀起洋务之风，却只是以同治中兴的成绩颇为自许，并未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历史当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民国虽然已经成立，但作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以及一干重要领导人士，对于现代国家权力运作与制衡的知识几乎处于空白状况。领导人物尚且如此，民间普罗大众更不必说了——革命党人还在南京革命阶段，一位老人求见孙文的状态是立时下跪、口称“皇上万岁”；民国成立后，孙文、宋教仁等人深入民间开展调研，却悲哀地发现民间的选举状态完全是一片乌烟瘴气。 面对这种现代政治观念缺失的状况，各方是怎样的态度呢？清政府在“立宪”之前有“预备”，而且一预备就是十二年；袁世凯以此为理由，宣称中华还是实行“帝制为宜”；而后来的孙文则发明了一个“训政”。不论“预备立宪”、“帝制”还是“训政”的出发点如何，他们都把中国民众缺乏现代政治观念作为一个现实原因，只是他们都选择等待、延缓来推迟现代政治制度的实行，却没有一方决心一面推行现代政治制度提升民众素质，一面改进民众观念促进现代政治制度的施行。大概，这又是当时几方领导人观念的缺失了。 二、程序之缺失。 现代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讲制衡、讲程序，而“程序”二字之于传统中国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中国人在处世时都秉承着一种绝顶聪明的实用主义，于信仰、于办事、于社交莫不如此。于是在政治领域一旦需要革新，都喜欢不按照程序推进，而是充满了政治上的“拆迁情节”和“抄近路意识”。 康有为在数陈变法之利，却深感推动之难时，并无平稳推进之实干精神，却是一把抱住光绪帝的大腿痛哭：“皇上，只要在朝中杀几个一二品的大臣，这法也就变了啊！”显然在他心中毫无程序之位置 。清廷晚期迫于民意宣布预备立宪，却只打着“预备”的旗号忽悠全国。民国成立后宋教仁被刺，当时的司法可以说已经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按照法律程序向北京传唤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赵被毒死后，司法途径仍有空间，只是孙文领导的革命党并不注重这个程序，还是掀起了“二次革命”。袁世凯出兵镇压革命党，面对国会议员的关于程序制度的责问，他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地宣称：“我早就违法了……” 今天，若稍有常识，我们便知如果没有程序，即便是好心都有可能办成坏事，而如果谋事者还是怀着坏心呢？既无纯良理想之引导，又无必要程序之限制，能产生什么后果呢？电视剧描述的这段历史中，于康有为、袁世凯、孙文等人的动机倒可以不谈，只是我们却看到了缺乏程序操作导致的政治灾难。 三、文化之缺失。 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统治者一直以来怀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大心态，这种心态导致其领袖欲强烈而进取心和开拓疆土的决心并不鲜明。而民间则多秉承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认识，这是一种的道家思想所标榜的“变”，却绝非关乎时局、社会进步革新的“变”——对于中国人而言，即使是统治者替换，也并无不可，因为有“顺乎天道”这个万试万灵的幌子进行心理安慰，电视剧中有一个场景即是很好地表明了民间的这种心态：一个卖面条的在面对八国联军入侵时也处变不惊，说道：“祖祖辈辈都这样过来了，即便洋人来了，我煮的这锅汤，是祖宗传下来的，我酱死他！” 统治者盲目自大不思进取，民间对政治权利、统治阶级从不过问，如果不打破这种政治文化，要“走向共和”当然还是难上加难。这是政治文化，当然如果说到其根源，大概还是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在这个文化里，生产者的自给自足是理想状态，统治者一旦“轻徭薄赋”已是莫大恩赐，而广大从事农耕的民众对于政治制度、政治权利方面并无多少需求。这种文化之于现代政治来说，必须与时俱进地更新和换血。回到《走向共和》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来看，当时中国仍是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工商业尚处于萌芽的发展阶段，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经济基础是无法产生适应现代政治文明的文化的。 四、信任之缺失。 中国有一句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话中透露出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实际上这个态度正是许多人的座右铭。而一旦怀着这样的心态，再讲信任自然已是奢谈——所以，袁世凯听到孙文以极端的理想状态掀起反清武装革命，并非为一己之私时，他对旁人反问道：“你信吗？”所以，革命党人不相信清廷预备立宪的诚意，恐怕清廷统治者们自己也不信；所以，孙文等人不相信司法途径可以解决宋教仁案的问题…… 不信任即无法和解，无法和解即带来另一种对话方式：武力。慈禧与光绪互不信任，结果变法变到维新派要诛慈禧，慈禧则杀掉了戊戌六君子；袁世凯与孙文互不信任，结果二次革命之后只是遍地军阀；后来的北洋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互不信任，带来的是北伐战争；再后来国共仍互不信任，只有拔刀相见……好比两个对坐下棋定输赢的人，双方都不相信对方赢了之后会给自己台阶下，于是一旦局势稍有变化，便掀桌子干架。 在一种特定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中，稍有差池便会造成全局的崩溃，中国近代史上不但面对着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等统治者无法控制的激烈事件，而自身还存积着如此致命的缺失，要“走向共和”自非易事。只是可叹到了今天，这几个缺失仍未得到填补，大概所谓“走向共和”还是处于一个未完成状态。